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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商业银行的经营业绩和资本实力大幅提升,并在综合化、国际化领域实现长足发展,但与之不匹配的是股价表现。


二是落实新任务新要求,调整和增加有关政策规定。

  

  [环球时报记者 谢文婷]非洲被称作“希望的大陆”,尽管有基础设施落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它的变化也很明显。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上个月发布的报告显示,非洲正经历快速的城市化,到2050年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6%。或者说,非洲将在30年时间里完成发达国家用100到150年完成的城市化进程

  

  “规划的成败在于人。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影子。”来自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的设计师郑庆之,踏上莫桑比克第三大城市楠普拉的土地后,被座城市的“原始”震惊了,但震惊很快转变为兴奋,他看到了把一座落后小城改造成现代化都市的前景。

  楠普拉位于莫桑比克北部,是个80%人口住在贫民窟的小城。由于贫民窟遍布,在当地看不到城市中心,最高的建筑是有塔尖的教堂或六七层高的政府办公楼。在当地工作的中国设计师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尽管贫穷,他们看到的每个人都乐呵呵的,当设计院成员跟着联合国人居署工作人员随机拦访时,每个当地人都乐于交谈。

  郑庆之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楠普拉所有的学校,学生们都身着衬衫校服,背着书包愉快地学习,很难想象他们就是那群平时房前屋后满身灰土的孩子,而雪白的校服象征着他们对教育的尊重与憧憬。

  郑庆之参与的是莫桑比克两座城市楠普拉和纳卡拉的规划。他所在的研究院长期与联合国合作帮助非洲贫困地区解决城市发展问题,2016年联合国与该院达成共同完成莫桑比克两座城市战略规划的合作协议。广州设计院为此派出多名80 后设计师赴莫桑比克。这些设计师多毕业于清华、北大等国内名校。

  由于莫桑比克城市生态上的脆弱性,以及较为突出的社会、自然矛盾,中国设计师们制定的城市规划基于四个方面展开:区域定位,发展策略,实施路径,保障措施。对他们来说,当地经济基础的薄弱以及民众教育不普及是进行规划设计的主要障碍之一。

  在楠普拉,城市人口70万,多生活在贫民窟。城市对新产业功能、城市综合服务区、居住区建设有巨大空间需求,但与该地原始的地形地貌产生冲突。当地政府难以将原有地形改造为建设用地,更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撑建设。同时,这里大部分区域排水靠自然的坡度,生火靠砍伐木材。为保护生态,设计师们首先要规划供电、供气设施,提供能源,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保留完好的自然地貌,将中国“海绵城市”“生态安全格局”的经验运用其中。

  团队为此规划了大量“绿色”基础设施,解决基本的雨水收集、暴雨雨水疏导问题,解决日常的缺水问题,避免洪涝灾害。此外,设计的路网必须在适应城市自然地貌的基础上,尽可能实现城市用地方方正正,以便集约化发展、利用好土地。为此,仅规划道路,团队就进行了二十多次反复修改。

  楠普拉人口城市化的速度早已超过城市建设速度,导致城市的发展受到抑制。团队最终选择在南面开辟一条新城市干线,在原有的贫民窟旁,在一块河谷高地上,建设集生活、工作、文化、休闲于一体的城市功能示范组团。这样做可以吸引现有居民,从而实现贫民窟的人口疏散,打开城市发展的突破口。

  郑庆之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贫穷给当地规划带来的最大挑战来自产业。例如要在楠普拉生产一支牙刷,可能首先要从中国进口牙刷的毛,再从意大利进口牙刷的柄,还需要从别的地方弄来机器进行组装。

  

  在郑庆之看来,非洲国家工业产业链不完整,“中国经验”要想落地,如何借用现有资源进行产业化运作,是他们做规划时思考最多的问题。而对于青年建筑师和城市研究者黄正骊来说,在非洲的经历给了她其他方面的启发。

  “你要学会利用当地的力量,要了解当地的操作习惯,不要僭越”,黄正骊对《环球时报》记者总结说。黄正骊因参与联合国人居署的工作多次去肯尼亚,后来在当地贫民窟直接参与过项目建设。

  在进行一个学校项目建设时,黄正骊和该校校长有过对话。“作为一个‘Muzungu’(老外),还是女性,尤其要注意主动搭讪的成年男子。但最该注意的是警察:他们背后有政府,手里有枪;其次要注意村干部们:他们人脉广,煽动性强,脑瓜灵活”,校长劝诫道。

  黄正骊说,这个项目,校长承担了和当地人的大部分沟通协调工作。然而,一次学校要拉电线,她没听校长的劝告自己去和工人谈,结果多花了很多钱。“到现在为止,这还是我最后悔的事情之一”,黄正骊说,“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即便你的项目是慈善性质的,仍难免遭遇当地人猜忌。”

  黄正骊还提到发生冲突的风险:这所学校所在地区居住着50万人,基本都是铁皮房子,道路狭窄,一台吊车进入都会像外星人一样引起所有人注意。不怀好意的人可能会借此做些文章,将这样的大型机械视作一笔巨额捐赠,或者看作外来者的入侵。所以,稍有不慎,工地上的人就会成为几十万人的公敌。

  黄正骊在非洲也听到过对中国搞“新殖民主义”的指责。她说,和西方宣称的中国式造城在“殖民”非洲不同,数据显示中国更多是承包者和承建者,而非出资者。正因为此,中国承包商不仅面对成本难题,还被置于冲突最前沿。

  黄正骊建造的学校在当地被亲切地称作“北京小学”。为了节省成本,所有材料都是从中国进口。虽然最开始希望可以有技术输出,但受限于当地客观条件,技术复制并没有成功。

  

  在广州设计师团队的规划中,融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由于莫桑比克的纳卡拉与楠普拉正好可以对应“深圳与广州”,团队创造性地借鉴中国经济特区建设经验,提出按梯度、分层次划定“纳卡拉走廊经济特区”。

  “对比非洲之前的城市规划,这个规划更有目标性与可实施性。西方规划师更强调原则,注重公平,本次规划结合了西方经验的优势,重视本地文化与自然现状,并融入中国特有的规划模式,可以说是一次‘当地特征+国际标准+中国模式’的全新经验输出范式”,广州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规划设计二所所长李开猛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李开猛对比了中西设计理念,认为中方与西方规划师对“贫穷”的理解存在差异。“较多的西方规划师认为贫穷是阻碍非洲城市发展的最大现实,但中国规划师认为贫穷是阶段性问题而非结果。中国的快速城镇化发展经验(对非洲)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中国的规划理念更讲究可落地和可实施性。”

  在设计过程中,专家们制定了较为明确的经济发展目标,路网、功能组团、生态基础设施等都围绕该目标展开。李开猛说:“我们相信,有新产业和投资进入,贫穷就会逐步改善。我们认为,中国经验要在非洲发芽,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创造出他们对更好生活的憧憬。”

  非洲的城市化进展非常迅速,如果没有合理规划,这些城市将变得越来越混乱。而在不少非洲国家,城市规划方面的立法甚至停留在殖民地时代,根本无法解决现实的城市问题。实际上,无论是联合国官员还是非洲国家的政府人员,都曾表示在快速和大规模城市化方面,中国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有着更新、更充足的经验。但“中国方案”在非洲并不能直接复制。

  大多数非洲国家定期举行多党选举,这给长期规划带来挑战,而中国进行的规划往往是长期的。黄正骊说,非洲是一个有几十个国家组成的大陆,每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在一些土地私有化的国家,政府对土地掌控能力较弱,直接借鉴中国经验有难度。

  黄正骊表示,中国从全球化中受益良多,中国城市规划者也在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中学到很多,越来越多的中国设计师投身于非洲意义重大。但在非洲,一些中国经验可能并不适用,提前了解当地的文化、法规和政策非常重要。

责任编辑:刘光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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